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蘋中信：支撐田中實加謊言的社會條件（李明璁）
2017年01月0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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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《灣生回家》從兩年前書本暢銷並獲金鼎獎、一年前電影賣座並獲金馬獎提名，小S離開《康熙》Day1遛小孩 明星光環險輸許老三，催人熱淚、感人無數。眼看一個建立在悲劇性史實的大眾文本屢創紀錄，男子包下五塊廣告看板求愛 女孩：壓力很大很害怕，卻沒想到其作者兼製片的身世經歷荒謬造假，歐巴拋潤娥 壁咚黑澀會Apple 池昌旭腫臉撲台，曝光後輿論譁然，鳳梨界的「浩克」大3倍，各界撻伐。就像馬克思所說：「世上一切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，超速20公里 罰單竟要4.8萬，或許都會出現兩次：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，台灣農特產品 蒐羅93元起，第二次則作為鬧劇。」這兩年來，先是疏於查證、一路配合「故事行銷」召喚粉絲認同，到如今落井下石、一路追殺「謎樣女巫」煽點讀者觀眾的怒火，本地媒體看似見風轉舵、改變立場，但始終不變的其實是動員集體情緒，持續擾動喧鬧話題。淺碟又易沸的社會有口皆碑的一段佳話，成了有口皆呸的通篇謊話，完全矛盾嗎？我不覺得；那都只因陳宣儒一人之責嗎？我也不認為。或許可大膽地說，造致《灣生回家》暢銷賣座的消費脈絡，與「田中實加」謊話連篇的產出條件，其實是諷刺地內裡相應。
淺碟又易沸的台灣大眾社會，每天總在媒體傳導下製造一個接一個的「熱門話題」，《灣生回家》從被愛到判死都是如此。當悲劇成了可以化約歷史而簡單消費的悲情，我們就無法阻擋某些利用廉價悲情敘事的求名牟利者，以「證人」的權威修辭或感性自傳，掩蓋其不過是個虛構「作者」的幻想情節。
於是我想釐清的是關於一個社會所提供之「說謊的條件」，而不只是歸因於一個個人所持有之「說謊的動機」。前者基於社會學的批判想像、並指向集體在這事件後的反思、學習和歷史累積；後者卻只管獵殺、污名、切割和撇清責任，乍看輿論沸沸揚揚，最後卻什麼都不會留下。
村上春樹曾言，小說家是沒有人會責怪他的、職業的謊言製造者：「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，我們幾乎無法掌握或精準描繪真相，因此，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，轉化到另一個虛構時空，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。但在此之前，必須先清楚知道，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。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。」由此看來，如果《灣生回家》是本小說，關於「田中實加」的一切或許就有編織的權利。
很遺憾，陳女士沒有選擇如此表現。至於她到底是受名利欲望驅使、或某種奇思幻念的牽引，其實無法確知也不重要。倒是我們可以省察確認：在媒體推波助瀾中總是飢渴於「話題創造」的島國氛圍，一本小說或一部電影可能無法滿足大眾的胃口（亦可說這部分的消費欲望已被美日韓大國進口文本填飽了）。台灣人想要更「真實」催淚的悲情閱聽體驗，「非虛構」的自傳與紀錄片提供了一種可能。
「理想化日本」認同特定的社會條件不僅推促謊言「為何能形成」，更支撐謊言「如何被接受」。灣生開始成為熱門話題，始於2014年10月該書上架，恰好就在台灣反服貿運動、香港雨傘運動兩大反中國霸權的歷史浪潮上。根據我長期進行的相關研究，「台日友好」的想像和論述，總是與日治以降「緣盡情未了」的後殖民情結，以及對應於大中國主義建構、所抗衡而生的「理想化日本」認同密切相關。據此，我倒想認真建議，不如公視就來籌拍一部紀錄片，深入面對虛構的「田中實加」與真實的陳宣儒女士、以及支撐這一整個「番外篇」故事背後的台日情感結構。作為一個帶有包容同理的批判後設發問，或許可以突破長期以來台灣多數紀錄片自溺於濫情主義的瓶頸，更能在新聞話題過後，留下真正提供反思的素材。畢竟，除了因「認知失調」所產生的質問、責罵與嘲諷，台灣社會到底能不能練習用比較冷靜而有想像的方式，來面對這般令人錯愕、失望甚至憤怒的事件呢？值得身為創作者和批評者的我們，一起來好好發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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